當科技資本向右轉移,普通人正迅速遠離成長紅利。

作者:Zen,PANews

在上一輪46億美元成長基金成功募集後不到一年,Peter Thiel的Founders Fund已基本完成新一輪60億美元基金「Growth IV」的募資。報導指出,新基金中約有15億美元來自Founders Fund合夥人的自有資金,且吸引了大量機構和投資者的興趣,外部LP認購需求超出了基金容量。

除了頂級基金享有強大議價能力的資本邏輯外,Founders Fund作為矽谷最具意識形態驅動的資本集團,在此次募資中再次表達了某種宣言:AI、國防科技、航太以及「國家能力」再次成為資本的核心主題。

Founders Fund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一種非常明確的技術與政治關聯的願景嵌入其投資實踐中。從SpaceX、Palantir、Anduril到Stripe和OpenAI,Founders Fund打造了國家基礎能力與平台技術的組合,這些技術可以直接嵌入國家能力,成為安全、情報、航太、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回歸初心」:冷戰式技術國家模式的重現

近年來,矽谷科技精英向右轉已成為一種新趨勢。這些科技右翼群體的典型特徵是相信技術進步、資本和高能力精英應該主導社會發展方向,同時對進步文化政治表示厭惡,對高度監管表示厭惡,並越來越願意將技術與國家權力聯繫起來。

許多人將這一現象描述為矽谷對五角大廈的「入侵」。但實際上,矽谷與美國國家機器從未真正分離;今天發生的只是這種關係的重新強調。

在網路時代,公眾想像矽谷是一個充滿科技天才的車庫神話,反官僚、反政府,是一個完全在自由市場上成長的世界。但從歷史上看,矽谷的起源始終與國防、軍事和國家研究系統深度交織。

冷戰期間,史丹佛大學等頂尖大學承擔了大量與國防相關的研究項目,相關的早期電子新創公司主要為軍方和政府機構服務。因此,早期高科技產業的創新和成長與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密切相關。例如,現代網際網路的根源在於1960年代美國國防部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項目。

此外,NASA阿波羅計劃對積體電路的規格和採購要求顯著推動了半導體製造的創新和技術成熟,幫助在製造工藝成熟後迅速降低價格。換句話說,早期晶片並非先在民用市場證明自己,然後自然進入國家體系;而是國家需求首先推動了它們,進而逐步商業化。

這就是為什麼Peter Thiel及其盟友目前的策略被視為某種「冷戰時代技術國家模式」的復興。不同之處在於,冷戰期間的主要參與者是政府實驗室、DARPA、NASA和傳統承包商,而今天的新主角是由創投支持的軍民兩用技術平台。五角大廈並未退出;它只是主動將創新源頭讓給商業技術系統。

Peter Thiel比大多數創投更早、更明確地接受了這種轉變。Founders Fund並非最近才跟風投資國防科技;它很早就是「AI軍火商」Palantir的機構投資者(Peter Thiel本人是Palantir的聯合創始人)。Founders Fund也長期是「AI國防公司」Anduril的核心支持者,去年作為主要投資者,投資了10億美元,幫助Anduril以305億美元的估值完成了25億美元的融資輪。

SpaceX擁有商業太空飛行、軍事衛星、戰場通訊和發射能力,是私人資本進入關鍵國家基礎設施的典型例子。它從NASA和國家偵察局獲得大量合約,在民用市場,透過發射服務、商業衛星和Starlink寬頻網路,建立了全球商業版圖。特別是Starlink,不僅為偏遠地區、海上運輸和航空提供通訊服務,還在烏克蘭衝突中有效地充當基礎通訊基礎設施。

科技右翼內部的分歧

a16z是科技右翼陣營中另一個重要參與者,在資本市場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今年稍早其150億美元的大規模融資輪直接佔據了美國所有創投資金的近18%。

近年來,a16z經歷了顯著的右轉,不再滿足於僅僅做一個消費網路基金,並開始將「國家利益」納入其投資語言。a16z還專門設立了「美國動能」基金,旨在投資支持國家利益的公司,涵蓋國防、製造業、供應鏈、教育、住房和公共安全等領域。

然而,將Thiel和a16z的Marc Andreessen歸為同一陣營掩蓋了他們的內部差異;他們的路徑實際上相當不同。

a16z的底層方法更類似於技術加速主義,而非Thiel的精英民族主義。Andreessen的關注點在於過度監管、創新受到壓制以及美國發展的需要。因此,a16z能夠同時大量投資AI、加密貨幣、企業軟體、生物技術和國防科技,這表明押注的是「技術浪潮本身」,而非像Thiel那樣明確偏向安全國家、地緣政治競爭和高壁壘平台。

根據去年路透社的報導,a16z甚至計劃募集200億美元的AI超級基金,核心目標是利用全球對美國AI公司的投資。相比之下,Thiel的Founders Fund似乎將資金集中在少數「文明級公司」上,更願意持續大量投資極少數的贏家。

這也是兩種方法之間最重要的差異。a16z更相信讓技術自由擴張,而Thiel更相信讓少數戰略技術公司實現主導地位,背後是根本不同的政治哲學。「要創造和獲取持久價值,公司應追求壟斷」,Thiel的方法始終帶有明顯甚至赤裸的精英意識。反映在他的投資中,他不只是想投資成長,而是更偏好那些能夠在結構上減少競爭、提高進入門檻並控制關鍵節點的公司。

這正是為什麼與川普密切相關的科技右翼與MAGA的聯盟本質上是脆弱的。他們的趨同基於對傳統建制派的共同厭惡、對近期民主黨監管和文化政治的不滿,以及願意將「大國競爭」、「美國工業復興」和「國家能力重建」作為共同點。

然而,精英與民粹主義之間的鴻溝同樣明顯且不可調和。MAGA的社會基礎更傾向於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反移民情緒和反全球化。與此同時,以矽谷資本為代表的科技右翼不可避免地依賴高技能移民、全球人才網路和跨國資本流動。當川普政府提高H-1B成本並收緊審查時,直接影響了美國科技公司,正是因為這些公司在AI競賽中高度依賴來自印度、中國和全球的工程師。

AI問題放大了這種分歧。科技右翼傾向於將AI視為美國增長和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引擎,並對監管和安全約束持敵對態度。川普試圖利用聯邦資金來約束州級AI監管,與科技資本的這種偏好一致。然而,MAGA草根對AI的態度遠不那麼統一;他們擔心工作崗位流失,並本能地不信任矽谷巨頭的文化立場和權力擴張。

技術創新的好處正離普通人越來越遠

最近,除了Founders Fund被報導正在完成60億美元基金外,創投公司General Catalyst也在募集約100億美元。這些頂級基金的大規模募資活動反映了一個更現實的趨勢:資本和技術日益集中在少數領先平台手中。根據FT報導,2024年,美國所有創投資金的一半以上流向了僅九家機構,活躍創投的數量比2021年的高峰下降了超過四分之一。

這導致了兩個後果——新創生態系統本身的集中化,以及高潛力技術公司向公開市場的轉移。

一方面,頂級基金越來越能夠留住其投資組合中的領先公司,而後續輪次所需的資本越來越大,導致真正有資格參與後期融資的參與者越來越少。另一方面,Databricks、Stripe、SpaceX和OpenAI等大型獨角獸正在尋求長期留在私人市場的方法;他們的大規模私人融資被稱為「私人IPO」。換句話說,在沒有IPO披露和公眾審查的情況下,這些公司可以使用大量私募股權基金實現原本在二級市場才可能實現的擴張。

因此,越來越多最陡峭的早期估值擴張被私人市場吸收,普通投資者能夠參與的「公開定價點」變得越來越晚。從歷史上看,許多偉大的科技公司在上市後仍實現了大部分市值增長。從更長的時間框架來看,美國創投整體並未持續跑贏那斯達克。

這意味著普通投資者未來可能只能在公開市場參與相對後期且相對漸進的增長;最具爆發性的早期紅利越來越被封鎖在私人市場。

問題還不止於此。一旦這些公司不只提供面向消費者的應用程式;它們成為國家數據平台、政府軟體或衛星網路,逐漸成為系統和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問題就從普通投資者能否分享成長紅利轉向私人資本是否在相對有限的公共問責下,搶先佔據國家和社會未來運作的關鍵介面。

Palantir的例子尤其說明問題;其業務近年來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系列政府合約上。雖然公司當然有權向政府出售軟體,但當同一家公司的平台深度整合到軍事、情報和移民執法等敏感系統時,公共治理中就會出現更複雜的問題。公眾的困惑在於,政府採購是否僅僅是獲取工具,還是正在逐步將治理能力、數據結構和決策過程的部分內容綁定到私人平台。

因此,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某種神秘的「幕後控制者」敘事,而是資本集中、國家權力平台化以及技術監管相對滯後同時發生。Peter Thiel不僅僅是押注下一波獨角獸;他更可能是在押注美國權力結構本身的下一階段,而這一願景將越來越多地由私人資本培育的技術平台實現。

這個過程未必會導致失控的「技術利維坦」,但至少會迫使民主社會面對一個更無法迴避的問題:當基礎設施、國家能力和資本收益更緊密地綁定在一起時,誰將有足夠的制度能力在它們真正越界之前加以約束?